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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X

Space X与梦想

王一鸣: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哥伦布、达尔文和爱因斯坦,更需要一种罗曼蒂克般的发梦精神。

“我们住在一个美丽的世界”。

Coldplay在千禧年推出的单曲“Don’t Panic”中借用了《银河系漫游指南》封面的这句话,试图为这个星球上向着下个世纪张望的不安人群带来心灵的慰藉。

这本科幻界的圣经同样也是埃隆•马斯克的救赎。他在刚刚成功发射的 Falcon Heavy火箭外悬挂了自己制造的红色特斯拉跑车,驾驶舱显示屏上工整地留下了同样的字样——“Don’t Panic”,向着宇宙深处遥不可及的远方谦虚地致敬。这一安排浪漫而天真,人们满怀兴奋地眺望着Space X的伟大梦想越过天际,逐渐远去变成圆点,深邃的星空令人发梦。

然而烟花易冷、美丽易谢,伟大繁盛之物往往稍纵即逝。Coldplay在另一首单曲“Scientist”中将这一道理讲的简单而明白——“我们走了太多的弯路,发生了许多事情”。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从未有机会体验“协和号”客机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加速感。同样是在千禧年,戴高乐机场的空难永远地结束了这架唯一的超音速客机的历史使命。当我们在近年为乘坐空客320和波音787而欢喜不已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诞生于1965年的超音速技术就已经把飞机设计地如此富于美感,不会知道伦敦飞抵纽约仅需要2小时52分钟,无法想象6万英尺高空那抹奇异的颜色。

几近相同的道理。当今天火箭上搭载的特斯拉跑车带给我们童话般的梦幻质感,我们不会觉察到历史也可能其实是在悄然退步。半个世纪以前,那上面所附着的是阿波罗11号载人太空舱和此后一架架的航天飞船。2011年最后一次航天飞机发射之后,美国主动退出了重型火箭领域,每年需要向俄罗斯缴纳上亿美元的载人火箭费用才能把自己的航空员送入国际空间站。美国副总统彭斯去年在NASA不无沉痛地忆及这段往事,“我们在长达45年的时间里失去了将人类及其太空梦想再次送出地球轨道的能力”。

这是科技领域的历史主义幻象,那个本应不断攀登的制高点很可能不在明天,而是在昨天。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已然失去了向宇宙深处继续探逐的根本欲望,军事卫星数量到达顶点,GPS星座陆续开始建设;克林顿政府在世界范围内搞起了安抚与合作,与俄罗斯成立了的欧洲航空局,向日本输送航天技术;小布什政府直接宣布将战略意义更重的近地空间全面让给商业航天,Space X、Bigelow,Blue Origin因以先后起步。在冷战结束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美国没有再向着太空发梦。2004年小布什政府的“星座计划”、2013年奥巴马政府的“猎捕小行星计划”、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重返月球计划”,“灯塔国”对于外太空的竞逐从月球移至小行星,最终又回落到月球,又一个十余年过去,现在连运载火箭的重任都交给了商业公司,在NASA成立60周年之际,火星看起来比过去更加遥远。

至少在以下三方面,这个星球上的发梦精神受到了阻遏:

战争的结束是这一切的结构性背景,和平与平庸向来是同一状态的两面。所谓“做小生意需要朋友,成大事业要有敌人”,整个1990年代,世界沉浸在一抹久违的舒缓氛围里,大国军备竞赛带来那种压迫感一时间消散殆尽。“霍布斯状态”曾经使得这个世界漫溢着竞争的原始本能,这种本能带来了浩劫,但同时也极大地撩拨了人类的想象力。因由这种想象力,德国的V2火箭之父沃纳•冯•布劳恩可以免除于任何战争罪责,转身成为土星5号运载火箭之父,一手促成阿波罗11号的人类奇迹。因由这种想象力,美苏两国可以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惜举倾国之力维系一场横亘于所有角落的军备竞赛,从核武器到核防御、从喷气发动机到隐性轰炸机、从地球到太空,不断透支着人类的创造极限。冷战结束以后,“灯塔国”不再发梦,在民主制度和选票政治面前,从民主党到共和党的政治领袖们纷纷将理想化约为口号,为朝令夕改的政策寻找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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