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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我们需要一个说理的社会

梁治平:法治中国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建设一个说理的社会,尊重说理,保护说理,对非理强制和暴力绝不容忍。

本来,我们应该记取这样的惨痛经验,彻底清算过去,这样才能告别那个暴力的时代。但我们没有,而这首先是因为政治上不被允许,这种不允许自然也是强制性的,不是说理的。前面很多朋友谈到言论空间、表达自由问题。现在的言论禁忌之多超乎以往,互联网上,人们为了逃避检查和屏蔽发明了各种替代符号,各种稀奇古怪的语汇,几乎让汉字和汉语面目全非。而这些禁忌的设置都是非理强制。不允许用某个词,不允许传播某种思想,不允许表达某种意见,并不是因为这些语词、思想和意见危害到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但就是不允许。没有合乎道理的理由,也不容讨论和申辩,当然就更没有救济途径。所以,今天的社会仍然充斥着暴力,这一点也不奇怪。从家庭到幼儿园、到学校、到社会,从市井社会,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社会,到看守所、监狱,从医院到法庭,从乡村到城市,我们能看到各式各样的非理强制和暴力。

下面我想对这些非理强制和暴力做一点分析。大体上,我把所谓非理强制和暴力分为下面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非国家的强制和暴力。这方面最简单的事例就是“犯罪”。我把犯罪两个字打了引号,因为犯罪是一个人为设定的范畴,不是自然的、当然的事情。尽管如此,人类历史上,“犯罪”是一种普遍现象。换句话说,非国家的强制和暴力是普遍现象,具有一般性。不过,这种现象也有特殊性,比如我刚才讲到的中国20世纪的历史就表现了一种特殊性。特定历史经验和条件,一个社会的教育状况和文化,还有国家对待私人强制和暴力的态度,它在法律上的回应,这些东西共同决定了一个社会中非国家强制和暴力的基本状况和面貌。而我想强调的是,非国家强制和暴力的表现,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家在一个社会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说得更具体一点,取决于国家强制和暴力运用的情况。

说到国家的强制和暴力,这好像不是一个问题。国家拥有和使用暴力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在定义上,国家就是合法的暴力,而且这种合法的暴力具有排他性,私人不得拥有。所以,只有国家可以惩罚犯罪,私人不可以。不仅如此,至少在现代社会,私人的强制和暴力,即使没有被完全禁止,也受到严格限制。不过,关于国家的强制和暴力,可说的话其实很多。下面讲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暴虐的国家。历史上有所谓暴君、暴政,古罗马皇帝尼禄就是一个出了名的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和秦政,也有暴政的恶名。不过,见识了二十世纪国家大规模使用暴力的人,应该对什么叫暴君、暴政、暴虐的国家有真正的了解。因为,跟上世纪那些风流人物相比,尼禄、秦始皇之辈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第二种情况是国家对暴力的非法使用。例子很多,比如各种刑讯逼供,它们造成了很多看守所里的离奇死亡、审讯室里的不正常死亡,还有很多大家熟知的冤假错案。这类非法暴力也包括从孙志刚案到雷洋案之间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案件,包括饱受诟病的城管执法,还有过去在农村司空见惯的各种国家暴力,比如为收缴农业税或者强迫计划生育而使用的国家暴力:拆房子、扒灶台、砸锅、强牵猪牛、强制绝育等等。现在,农业税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也放宽了,这类事情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暴力,这种暴力甚至更血腥。当然,征地拆迁中发生的暴力有很多是非国家的,这涉及我要说的第三种情况:国家姑息甚至纵容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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