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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我们需要一个说理的社会

梁治平:法治中国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建设一个说理的社会,尊重说理,保护说理,对非理强制和暴力绝不容忍。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我们的社会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在对个人、社会的关系上,国家过于强大,政府不但掌握了太多资源,而且经常行事专断甚至强横。相比之下,社会弱小,个人的声音更是微弱。但是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上大量非国家的强制和暴力,只要不是被认为是针对党国的,政府的态度又经常是宽容的、暧昧的。结果是,各种不法暴力得不到有效遏制,守法公民常常处于缺乏安全感的状态。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医闹”。经常有这样的报道:一些人因为某种原因对医护人员或者医院不满,就辱骂、责罚甚至殴打医护人员,有的霸占病区,有的停尸示威,还有的大打出手,大闹医院。发生了这样的事,医院方面没有执法权,只能报警。但是警察来了解情况,加以劝导和阻止,也是制止不力。大概人家死了人,或者孩子病得厉害,闹一闹也情有可原。真是莫名其妙。我相信,在一个文明社会,一个法律相对健全的社会,不会有类似“医闹”这样的概念,辱骂、殴打、滋事、非法拘禁、危害公共安全,这些是轻重不等的犯罪,律有明文,警察来了不问是非,先把施暴者铐起来带走,要说理上法庭好了。可惜的是,我们这儿不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山东聊城于欢案吧,这是去年上了很多报纸新闻头条的案件。追债公司非法侵入他人经营场地,拘禁他人,限制其人身自由,对他人辱骂、殴打,甚至当着成年儿子的面公然猥亵其母,这么多严重违法犯罪行为,警察接到报警来到现场,居然说讨债可以,打人不行,然后就把双方一干人等留在房间里出去了。这真是匪夷所思,但这正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最近看到一个消息,郑州一个消费者因为网上订的东西没有送到,投诉了卖家,结果遭到卖家威胁,最后那个卖家千里之外跑到郑州去袭击了这个消费者。有人说这个消费者在受到威胁时应该报警,但在中国,这样的报警警察会管吗?绝对不会。所以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前段遇到一位律师朋友,他的律所接了一个案子,对方当事人就组织了一帮人到律所来骚扰,逼他们放弃代理。之前一个律所接了这个案子,就是因为不堪骚扰和压力最后放弃了。这可是中国排名前三的律所,总部就在北京的CBD。他们报警,警察都懒得来。他们只好让保安守住大门,不认识的人都不让进。结果对方就在网上编造事实,大肆攻击这家律所的负责人。这可是诽谤,但在中国,这种事算什么?律师也只好佯作不知。老实说,在中国这样的事情也真的算不了什么。有一个真实的案子,也是不久前的,两个人闹离婚,男方多次威胁女方,要打要杀,女方和家人都很紧张,警察却不当回事,后来双方到派出所接受调解,警察还让他们独处,结果男方就在派出所里杀了女方。这类制止非法暴力不力的事例还有很多。前段有报道说丽江旅游者被打,伤情严重,最近曝出冬季旅游地强买强卖,其实这类现象一直都有,但事情不闹大就不会引起政府执法部门的重视。

问题是,如果法律对各种各样的小恶不闻不问甚至姑息纵容,公民就会生活在是非模糊和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之中,而那些小的不法强制和暴力就会生长、蔓延,整个社会就会被戾气所笼罩。在这种环境里,大部分人遇到这类事尽量躲避,躲不开就忍着,忍不下去的就以暴抗暴了。于欢就是这样,结果一审被判了无期,二审改判,虽然有社会舆论的压倒性支持,还是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当年杀死城管的小贩崔英杰,因为舆论的高度关注和同情保住一命。后来的贾敬龙虽然也得到不少同情,却没那么幸运。这些人杀了人还得到很多人同情,就是因为他们本来都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后来杀人都有些被逼无奈的成分。但问题是,这么多杀人者能够得到同情,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我们的法律出了问题。毕竟,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没有那么多不法暴力,如果法律对那些不法强制和暴力采取一种绝不宽容的态度,这些悲剧多半是可以避免的。反过来讲,那么多人,包括那么多法律人同情杀人者,赞同以暴抗暴,对社会来说也不都是好事,它会让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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