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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

从美国三大担忧化解中美贸易战

胡永泰:中美贸易战背后是美国的三个担忧:中国正“偷走”美国工作,中国要求技术转让导致美国高薪工作流失,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美国宣布计划对数千种中国产品征收额外关税,第一批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从7月6日开始面临25%的关税。中国政府此前表示,如果美方实施征税措施,中方将被迫进行反制。

在此前夕,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胡永泰在CCG进行学术交流,他分别从中美两国视角分析了中美贸易关系紧张的深层次原因,阐述了相关问题处理不当的后果,并针对性地指出了中美两国化解贸易战的应对选项。以下是胡永泰教授的发言内容精编。

从“战略合作伙伴”到“战略竞争对手”

过去,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一直坚持与中国实行接触政策,并称之为“战略合作伙伴”。然而在2000年,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小布什否认了“合作伙伴”的标签,他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至此之后的每一年,我都会在圣诞节到来时松一口气:所幸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中美贸易战未曾发生。但过几天我又会感到恐惧,因为导致中美紧张局势的因素实际上仍未得到充分解决。对于中美双方来说,“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两种关系实际上是共存的。小布什当选总统初期,美国稳固其世界地位需要中国的支持,而911事件过后,中美合作也有效稳定了中美双边关系。但现在,特朗普竞选成功后,“竞争对手”的言论则占了上风,导致中美紧张关系日益严峻。而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背后其实是二十一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渐加剧的三个担忧:中国正在“偷走”美国工作,因中国要求技术转让而导致美国高薪工作流失,以及人们所感知到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人民币升值”并非中美贸易失衡的真正解决方案

第一个担忧——美国就业问题被认为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副产品,而美方主张通过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补救。美国方面认为,目前中国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15%,同时又通过外币储蓄干预人民币汇率,最终导致贸易逆差问题越来越严峻,美国国内就业机会流向海外。因此,“人民币升值”成为了共和党呼吁解决贸易失衡问题时响亮的口号,犹如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合唱团之歌”。

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汇率只是造成贸易不平衡的其中一个因素,任何人民币升值都不可能改变多级世界的现状。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1985年实施广场协议后(Plaza Accord),日元升值,美国减少从日本的进口,但同时,从其他国家购买了很多,最后导致美国的整体贸易逆差还是基本保持不变。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观点背后的两种汇率理论,即莫里斯•戈斯坦德计算法和购买力平价计算法(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都不能合理地算出实际汇率。因为要看人民币多大程度被低估,需要知道汇率均衡。根据均衡价格即等于市场清算价格的定义,前者错误假设了中国的经常账户为负,后者则通常会高估实际汇率且与市场清算价格无关。

实际上,中美贸易失衡源于中美两国社会和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对于中国来说,不充分的社会安全网络提高了储蓄率,而同时功能失调的金融系统未能将多余的储蓄引向国内投资。另一方面,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和频繁的减税政策也为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创造了条件,而就业保障的不足和低效更使人们对美国贸易逆差的意见越来越大。然而,推动人民币升值不仅不能解决美国在全球的贸易逆差问题,还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会转移中美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使其忽略了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纠正中美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要素的缺陷。因此,要想解决贸易顺逆差问题,中美双方都需要做出努力,而不是一味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汇率提升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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