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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如何重塑欧盟经济?

桑德布:欧盟历经重重困难终于就设立复苏基金达成一致,对于这个结果,欧洲联邦主义者比节俭几国更有理由感到高兴。

现在一切尘埃落定,我们就承认吧:欧洲领导人仅用4天4夜就达成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共同经济计划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们克服了来自虽小但富裕的“节俭”国家的阻力,永久性地改变了欧盟未来经济决策的政治格局。许多人聚焦于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关于复苏基金和长期预算的决定中存在的不足。但大部分时候他们聚焦的对象都错了。

使用财政手段将欧元区经济拉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所致衰退的努力,原本就不会由欧盟(EU)共同应对方案充当主力。它既不够格、也无必要充当主力。产出损失和所需的财政应对措施远超过复苏基金的能力范围,因此,国家预算将像往常一样充当主力。但它们的任务并不艰巨,因为欧洲央行(ECB)正在确保非常有利的融资条件,欧盟也已为各国政府建立了大型危机贷款计划。

尽管如此,最近达成的协议仍然是一件大事,甚至在经济上也是如此。它几乎使欧盟未来3年的常规预算的规模翻了一番。一些受助国将收到大量拨款。意大利可以期待获得共计约占其年度国民收入5%的拨款,而较小和较贫穷国家获得的拨款要多得多。同样规模(乃至更大规模)的贷款将优先办理。

但该协议真正的重要性在于,它将如何重塑欧盟的政治经济。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一点,欧盟已经在联盟层面上跨越了债务融资赤字支出的界限。就像节俭国知道且担心的那样,有一就有二。还有一点没那么受到关注,但同样重要:欧盟将为所有到期的欧盟债务建立一个市场和一条“收益率曲线”,因为各国领导人就共同贷款非常长的偿还时间表达成了一致,该时间表将持续到2058年。

当人们问及这是否是欧洲的“汉密尔顿时刻”(Hamilton moment)时,他们指的是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以及将各州债务共同化的决定。欧盟还没有这样做。但一种更为复杂的解读是,汉密尔顿通过创建一个美国债务市场确保了新联邦政府能够永久获得负担得起的市场信贷。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二的协议的确是“汉密尔顿时刻”。

第二,尽管各国领导人回避了如何筹集资金偿还共同债务的问题,但他们承诺要增加欧盟收入。现在,即便再小,他们也必须找到新的共同税基。他们只同意了征收塑料税,但承诺考虑碳边境费和扩大欧洲碳税的提议。无论他们选择何种解决方案,他们都是登上了开往共同税收的火车,无法下车、无法回头。

第三,新支出的治理机制包含的内容比我们看到的要多。在荷兰要求的国家否决权和欧盟委员会寻求的纯粹行政控制权之间,欧盟领导人做出了妥协。该机制要求各国领导人支持各国的支出计划(但多数表决即可,不必全体一致通过),各国有权推迟、但无权阻止委员会的拨款决定。这让跨境政治重新拥有了一席之地,这是欧盟一直试图写入硬性规则但未能成功的事情。但它们避免了政治上的阻碍和政策上的勒索——在欧元区债务危机期间,正是这些因素让纾困贷款变成了有毒纾困贷款。如果管理得当,新的治理结构可能成为真正的泛欧洲经济政策制定的雏形。

法治方面,该协议还将让拨款接受一套“条件”的约束,这是为了满足北欧国家——它们不愿向非自由派统治者(如领导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和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Law and Justice Party))提供资金。许多人认为这一条款过于模糊,算不了什么。但这将是各国领导人首次授权该委员会制裁违反法治的行为,通过有效的多数表决就可以实施制裁。匈牙利和波兰这种反民主不当行为将成为欧洲理事会政治活动的中心,欧盟理事会将有一个更灵活的工具来处理它。

这些变化的另一面是,没有改变的东西将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尤其是正常预算的规模和结构。欧盟的资金将继续主要用于农业补贴和对贫困地区的“凝聚力基金”援助。

令人费解的是,最关心这一点的节俭国并没有针对这一点提出反对。相反,它们通过争取成功削减了复苏拨款的金额和自己的预算摊派额,选择了短期内省点钱,而不是争取长远的优先级调整。然而,它们并没有阻止欧盟向共同财政政策迈进。它们的胜利基本上是得不偿失的。欧洲联邦主义者最有理由感到高兴。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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